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学习与实践系列宣讲之九

构建中国自主的法治理论知识体系

孙祥  任振兴

时代呼唤与理论自觉。进入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被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中国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这场伟大实践，不仅塑造着世界法治文明的新形态，更对法治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命题：中国是否需要、能否构建一套独立自主、系统完备、解释有力、引领有效的法治理论知识体系？

长期以来，在法治这一特定领域，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范式、概念范畴与评价标准占据着强势的话语主导地位。从“法律移植”到“转型正义”，从“司法独立”到“宪政民主”，一系列源自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西方法治命题，被不自觉或自觉地视为普世真理，成为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挥之不去的“参照系”与“他者镜像”。这种理论上的“学徒状态”，导致中国法治实践中的诸多伟大创造——如政法体制的独特运作、基层治理的柔性智慧、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协同并进——难以在既有理论框架内得到准确、深刻的解释与呈现，甚至被误读为“法治不健全”的症候。

“守正创新”，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理论交汇点上被提上议程的核心命题。“守正”，意味着坚守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之魂，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脉，恪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正；“创新”，则要求立足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鲜活实践，以我为主、融通中外，提炼原创性概念、形成体系化理论、构建标识性话语，最终形成一套能够解释中国法治奇迹、指引中国法治未来、参与全球法治对话的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的法治理论知识体系，绝非理论上的“闭门造车”或话语上的“画地为牢”。它既是深刻总结中国法治建设经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内在需要，也是打破西方法学话语垄断、提升中国法治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战略选择，更是为世界法治文明多样性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必然要求。本文旨在围绕“本源与发展”、“体系化阐释”、“原创性概念”、“国际化传播”四个维度，系统论述这一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本源与发展：守正之基

任何理论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其赖以生成的思想渊源、历史根基与实践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本源，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百年探索经验的系统凝结。廓清这一本源，梳理其发展脉络，是构建自主法治理论知识体系的历史逻辑与理论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中国化历程：从阶级分析到治理工具

马克思主义法学揭示了法的阶级本质、经济根源及其历史发展规律，为认识法律现象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法治初探，到新中国成立后“五四宪法”的颁布，再到改革开放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方针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始终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将法律视为上层建筑，这一定位要求我们始终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理解法治的功能与演进。进入新时代，法治被提升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其作用超越了单纯的阶级统治工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这一转变，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突破。

（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从“德主刑辅”到“德法结合”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弱妇孺”的恤刑原则等，都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构建自主法治理论，不能割断历史血脉。关键在于“创造性转化”：将“德主刑辅”转化为“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与德治的互为表里；将“无讼”理想转化为新时代“枫桥经验”中的非诉纠纷解决先行；将“严治吏、重监督”的传统转化为当今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古为今用”，而是基于现代法治精神对传统智慧的批判继承与创新性发展，使中国法治理论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纵深感。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

这条道路的核心要义，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中国法治的本源特征。

历史逻辑：中国近代以来的法治探索史表明，无论是君主立宪、议会共和还是“全盘西化”，都未能成功。唯有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法治建设的国家制度基础与社会条件。

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不是主观臆造，而是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样建设法治国家”的长期理论探索中逐步形成的科学体系。

实践逻辑：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覆盖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全领域的系统工程。实践中的成就与问题，反过来又推动着理论的深化与修正。

（四）回应“普世价值”与“历史终结论”：坚守理论主体性

西方法治理论常将特定制度模式（如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等同于法治的唯一标准。构建自主理论，必须清醒认识到：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模板。中国法治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强调“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必须置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这些都是对西方法治理论“普世化”叙事的根本性祛魅。坚守理论主体性，不是拒绝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如程序正义、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等制度技术），而是在明确价值立场与制度根基的前提下进行选择性借鉴与本土化改造。

二、法治理论创新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体系化阐释：守正创新的核心成果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法治领域的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它不仅是构建自主法治理论知识体系的核心指导思想，其自身就是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行体系化阐释，是理论构建的中枢环节。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十一个坚持”的内在逻辑

“十一个坚持”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1.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是“定海神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与根本保证。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根本立场，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唯一正确道路，解决了“走什么路”的方向问题。

4.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是首要任务，强调宪法至上的权威。

5.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功能定位，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6.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是总抓手，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等五大子体系。

7.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工作布局，展现了系统论思维。

8.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是主要环节，构成了法治运行的“中国配方”。

9.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这是战略视野，应对全球化与大国博弈。

10.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这是人才保障。

11.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是责任落地的关键。

这十一个方面，逻辑起点是领导权与人民立场，逻辑展开是道路、体系、布局、环节，逻辑保障是队伍与“关键少数”，逻辑拓展是统筹国内外，形成了一个从本质到现象、从原则到方法、从国内到国际的完美闭环。

（二）原创性贡献：重大理论命题的突破

相较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学和西方法学，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重大命题：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突破了西方法治必须与多党制捆绑的教条，将政党置于法治的领导核心而非仅仅是合法化竞争主体。

“法治体系论”：超越了侧重规则文本的“法律体系”概念，将法律制定、实施、监督、保障、党内法规等纳入一个动态、复合的系统，更全面反映了法治运行的真实生态。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将法治从单纯的纠纷解决、权力约束工具提升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拓展了法治的社会功能。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在国际法治话语中强调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同时运用法治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如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重塑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法治的姿态。

（三）作为自主理论体系“元理论”的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构建了中国自主法治理论知识体系的“范式”基础。它提供了一整套独特的问题意识（什么是新时代的中国法治问题？）、核心概念（如“法治体系”“治理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法治”）、理论假设（如法治与政治、德治、自治的兼容性）以及分析方法（系统论、过程论、主体论）。任何具体领域的法治理论研究——无论是数字经济法治、环境法治、司法改革还是国家安全法治——都应当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这一“元理论”框架内展开，从而保证整个自主理论体系的逻辑自洽与价值同向。

（四）从阐释到发展：理论创新的持续动力

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体系化阐释，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解读”“宣讲”过程，而是一个“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丰富理论”的双向互动过程。研究者的任务是：既要将其根本观点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法治的复杂现象；也要在回应数字社会、风险社会、多元社会中涌现的新问题时，推动这一思想的学理化、精细化、时代化发展。如人工智能的法治规制、平台经济的反垄断与权益保护等，都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

三、立足中国实践提炼法治理论原创性概念与范畴：理论构建的自主基石

如果说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元理论”的顶层设计，那么立足中国法治实践提炼原创性概念与范畴，则是构建自主理论体系的“中程工程”。没有自己的标识性概念，理论体系就缺乏骨架；没有基于本土经验的范畴创新，学术话语就永远是西方理论的注脚。

（一）跳出“概念陷阱”：从“照着说”到“自己说”

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研究存在一种“概念依赖”：用西方的“法治指数”衡量中国司法，用“市民社会”框架分析中国社会组织，用“违宪审查”尺度评价中国宪法监督。这些概念背后有其特定制度语境与价值预设，直接套用必然导致“削足适履”或“反向误读”。自主理论构建的第一步，就是从这种不自觉的“概念殖民”中解放出来，基于中国法治运行的客观事实，创造或重释能够准确描述、解释这些事实的本土概念。

（二）已有原创性概念的集成与深化

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已经在提炼本土概念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政法”：绝非“政治”与“法律”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制度逻辑与治理机制——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通过法律形式实现治理目标，同时保障法律实施的政治方向与社会效果。这一概念深刻揭示了法律与政治的“互嵌”关系，远非西方法治理论中“法律独立于政治”的二元预设所能涵盖。

“法治政府”：区别于西方“有限政府”“守夜人政府”的概念，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政府，既是法治约束的对象（依法行政、职权法定），也是法治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法治实施的主力军）。它内含着“高效便民”“服务型政府”的价值追求，体现了积极政府、效能政府与守法政府的统一。

“枫桥经验”：从“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这一发端于基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生命体，凝练出“预防性法治”“源头治理”“实质性化解纠纷”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法治范畴，为全球纠纷解决理论提供了另类范式。

“党内法规”：一个在西方法学词典中完全不存在的概念。它将党的制度规范纳入“法”的范畴，与国法形成“衔接协调”“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制度化，是对传统国家法一元论的重大突破，为解决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性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对这些概念，需要进一步集成、类型化与学理化，明确其定义、边界、适用条件及其在整个自主理论体系中的位置。

（三）立足新实践提炼新范畴：聚焦新时代的重大命题

面对新时代的伟大变革，研究者需要以敏锐的理论触觉，从实践中“捕捉”尚未被概念化的新经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保障”：如何将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环节转化为可操作的法治程序？其中蕴含的“程序法治与实质民主统一”“协商作为准法律程序”等范畴，亟待提炼。

“数字社会的法治范式”：算法权力的规制、数据产权的界定、平台责任与用户权利平衡、政府数据开放与个人隐私保护……中国在数字治理领域走在前列，理应提炼出如“算法行政法治”“数据三权分置的产权逻辑”“平台协同监管”等领先概念。

“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法治路径”：在“制裁与反制裁”“长臂管辖与阻断法”“涉外法治工具箱”等实践中，正在形成“安全韧性法治”“合规激励”“精准反制”等新范畴。

“生态文明法治的中国方案”：如“流域综合治理法律机制”“生态损害赔偿磋商”“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激励”等，都是极具原创潜力的概念生长点。

（四）概念提炼的方法论自觉

提炼原创性概念，需要方法论指导：一是 “实事求是”的观察法，深入法治实践一线（法院、检察院、政务大厅、调解现场、合规部门），捕捉那些被既有理论“视而不见”但具有普遍性、重复性的制度事实。二是 “关系性思维”，不孤立创造概念，而是在概念群、概念谱系中定义新概念，明确它与相近概念（如“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对立概念（“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差异与联系。三是 “反思平衡”，不断将提炼出的概念放回实践和已有优良理论中检验其解释力与可接受性，进行动态调整。

四、法治理论国际化传播与话语体系构建：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构建自主理论，内求体系完备、解释有力，外求话语自主、影响广泛。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中国法治的实践成就与理论创新日益丰富，但其国际认知度、接受度、权威性仍然远低于西方法学话语。打破“沉默”与“被表述”的困境，是自主理论体系最终确立的关键战役。

（一）当前困境：实践领先于理论，理论受制于传播

中国在减贫、数字治理、疫情防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被国际社会称为“奇迹”，但鲜有人将这些奇迹归结为“法治”的成就。相反，西方媒体和部分学界仍习惯用“威权体制”“法治赤字”等标签解读中国。症结何在？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偏见与话语霸权；另一方面，我们的理论输出存在“三不”问题：讲不清（未能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复杂命题转化为跨文化可理解的话语）；讲不服（缺乏基于实证数据和比较优势的令人信服的论证）；讲不远（传播渠道单一、叙事方式单调，难以进入国际主流学术圈和政策圈）。

（二）提炼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标识性话语

要让世界听懂中国法治，必须提炼一批“进可攻、退可守”的标识性话语：

“实质法治”：区别于西方形式法治（侧重程序、规则之治），中国强调法治不仅要合法，还要合情理、合目的性、合社会效果，追求案结事了人和。以“实质法治”回应西方关于中国司法不独立的批评，指出中国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治理型法治”：西方法治话语侧重于“限权”。中国法治则强调“赋能”——法治不仅约束权力，更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这一概念有助于化解“法治与发展冲突”的谬误。

“包容性法治”：展示中国法治如何将成文法、习惯法（如少数民族习惯法）、党的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多元规范资源，通过制度化渠道（如指导性案例、司法政策、诉调对接）融入统一法治框架，实现规范多元共治。

“负责任的主权法治”：针对所谓“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的指责，强调中国坚持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同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如气候变化、维和行动），反对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的“长臂管辖”。

（三）构建多元立体的传播矩阵与叙事策略

理论传播不能停留于官方文件翻译。需要：

1.学术渠道深耕：鼓励中国法学家在SSCI期刊发表论文，创办有国际影响力的英文法学期刊，在国际比较法、法哲学、部门法学会设立中国法专题，资助翻译出版自主理论体系的代表性著作。

2.案例与数据驱动叙事：避免空泛说理，多用具体裁判文书、司法大数据、改革评估报告展示中国法治的实效。例如，通过“移动微法院”的在线争议解决数据展示司法效率提升；通过基层调解成功率展示“枫桥经验”的生命力。

3.多主体参与：不仅是政府白皮书，还要鼓励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授在国际场合用专业语言讲述亲身经历的法治故事。法治故事是抽象理论的最好注脚。

4.对话而非独白：主动设置议题（如“数字人权”“算法问责”“全球南方国家法治发展道路”），邀请国际学者开展基于共同问题意识但承认路径差异的平等对话。在对话中阐释中国理论，更具说服力。

（四）提升法治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意义

加强中国法治理论的国际传播，根本目标是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意味着：

参与规则制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伦理等新兴领域，让中国法治概念（如“统筹发展与安全”“分类分级监管”）成为国际条约和软法标准的组成部分。

设置评价标准：推动构建不迷信“西式打分”、更注重治理绩效和人民感受的法治评估体系，例如将“人民群众法治满意度”“矛盾纠纷实质化解率”等中国指标纳入更广泛认可的国际法治指数。

重塑法治叙事：打破“法治=西方模式”的单一神话，证明法治多样性是可能的、有益的。中国自主理论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家打破理论依附、探索自身道路的思想资源。

五、走向理论自觉与话语自信的新境界

构建中国自主的法治理论知识体系，是一个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不是对西方法学的全盘否定（我们仍需认真学习借鉴其理性成分和制度技术），更不是构建封闭、排他的“另类科学”。它是一场深刻的理论范式革命——要求我们从“以西方为尺度衡量中国”转向“以中国为中心解释中国、对话世界”。

守正，方能不迷失方向；创新，方能永葆活力。这一体系建设的根本依托，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波澜壮阔实践；其灵魂指引，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其文化根脉，是五千年的中华智慧；其理论工具，是批判借鉴的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其时代使命，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学理论支撑，并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我们坚信，随着中国法治实践的不断深入和法学理论界的不懈探索，一套“解释力强、指导力准、影响力广”的自主法治理论知识体系必将成熟定型。届时，中国不仅将成为一个法治大国，更将成为一个法治理论强国，在人类法治发展的星空中，点亮属于东方的璀璨星座。这，正是“守正创新”的终极意涵与时代荣光。

数字编辑：孙  祥

数字审核：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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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议事：懋  源

数字责编：唐起春

数字统建：任振兴

数字格鉴：李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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