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违法犯罪预防系列之六

系统预防：社会化综合预防体系的构建

职务违法犯罪系统预防是以个案预防为基础、专项预防为突破、行业预防为重点，整合政治、经济、法治、组织、建制、宣教等多维度手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社会各界协同参与的立体化预防体系。这一体系强调预防工作的系统性、协同性和社会化，通过制度设计与技术创新阻断腐败链条，实现从“事后惩治”向“事前防控”转型的“全流程”治罪与治理机制，以案促改将案件办理与廉政教育、制度完善深度结合，形成“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综合效应。

    一、职务违法犯罪概况与数据透视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深入，系统预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公职人员职务违法犯罪案件5.8万余件，其中年轻干部职务违法犯罪比例上升，技术化犯罪手段增多，呈现出潜伏期短、涉案金额大、腐败低龄化等新特点。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贪污贿赂犯罪2.2万余人，同比上升36.8%；起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1800余人。金融、国企、医药、烟草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领域成为腐败高发区，如2024年金融领域处分1.7万人，国企处分9.4万人，医药领域处分6万人。这些新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创新预防机制，构建更加科学有效的预防体系。

二、职务违法犯罪的成因与特点分析

   （一）多维成因

1.权力结构失衡。部分领域权力过度集中且缺乏制衡，如公安机关看守所、拘留所以及司法机关监狱、禁毒所民警利用监管封闭性实施受贿、虐待被监管人（学员）等违纪违法行为，案件调查、侦破难度大，影响监督实效。

2.制度漏洞与执行乏力。涉企职务犯罪中，企业内控机制形同虚设，财务监督缺失，导致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频发。

3.价值观扭曲与行业潜规则。部分公职人员受拜金主义侵蚀，将权力异化为谋私工具，如医疗领域“靠医吃医”、工程建设领域“围猎”与“被围猎”交织 。

（二）犯罪特点

1.手段智能化与隐蔽化。职权电子化背景下，系统管理员篡改数据虚增存款等高科技腐败凸显，利用期货交易、虚拟货币等新型工具实施犯罪，如2023年沈某某、郑某某利用期货交易增设交易环节，通过“埋单”技术掩盖贪污行为，与国有公司账户进行低买高卖，非法获利4000余万元，凸显专业领域智能化腐败特点。

2.团伙化与行业化。涉企职务违法犯罪呈现“内外勾结”特征，如某国企高管与民企合谋虚构贸易套现2.3亿元；烟草系统形成“审批—生产—销售”全链条腐败网络，出现塌方式腐败。如某烟草专卖局张某某“靠烟吃烟”案，利用人事权和业务经营权为他人谋利，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凌某某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2.08亿元，被判有期徒刑16年。又如国企系统性腐败案，某省属矿产贸易公司虚构“锌精矿循环贸易”，同一批货物反复买卖12次虚增营收8.7亿元，违规拆借资金2.3亿元，最终造成1.8亿元损失。

3.职务犯罪年轻化。犯罪主体年轻化，作案手段技术化，潜伏期短，涉案金额巨大。2024年，某市查处一名2001年出生的财政局干部王某，其在工作不到三年时间内，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达1200余万元。

4.政治危害高层化：省部级、厅级高级官员在任上被查比例上升，如2025年上半年占近六成是在职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已有41名中管干部被查，其中包含8名正部级干部，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

综合犯罪原因分析：一是内部控制机制存在漏洞；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三是监督机制不健全；四是个人价值观扭曲。

四、系统预防的对策与经验

（一）政治引领：强化党委统筹与责任落实

1.高位推动：将职务违法犯罪预防纳入地方党委主体责任清单，如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纪委通过“矩阵式”廉洁风险防控网络，压实“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责任。

2.协同治理：建立“监检法”协作机制，如某区法院与监委、检察院会签文件，细化案件衔接流程，实现证据互通与法律适用统一 。

（二）创新实践：党委领导下的社会化预防格局

枣庄市最早实现市、区（市）两级党委同步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预防协会和研究会，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检察机关发挥作用、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创新实践了两级人大常委会每年度专题听取审议检察预防工作报告；两级政协常委会每年度听取检察预防工作通报；创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研究中心、影视宣传教育中心等五大中心；组建“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宣讲团”，开展宣讲活动380余场。

（三）经济规制：优化利益分配与风险防控

1.薪酬激励与风险挂钩：在国企推行“薪酬+廉政保证金”制度，将绩效与廉洁履职绑定，降低“寻租”动机。

2.交易透明化：推广“区块链+供应链”技术，如浙江武义县为焊机加装物联网芯片，实现动火作业全流程可追溯，防止利益输送 。

（四）法治保障：完善立法与司法震慑

1.法律修订：加快立法进程，明确监管权力边界与人权保障标准；针对新型腐败出台司法解释，如最高检将期货交易增设环节行为定性为贪污罪 。

2.从严惩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行贿犯罪2772人，同比上升20.2%，并发布典型案例强化警示。

（五）组织建设：优化权力配置与监督体系

1.分权制衡：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如赣州电气焊作业监管平台通过“北斗+AI”技术，实现作业资质、位置、环境实时核查，防止权力滥用。

2.双重确认制度：在财务、采购等关键环节实行“双人复核”，如某国企通过“五合章”分拆财务审核权，有效遏制虚报开支。

（六）建制创新：构建全流程廉洁风险防控

1.流程再造：某公司针对资产收购处置建立44项防控措施，包括立项准入把控、项目审核专家制、商业交往禁令等，从源头压缩“自由裁量权”。

2.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分析异常交易，如上海市检二分院通过“风险承受异常性模型”“交易时间差额模型”锁定期货交易中的利益输送；金侦系统整合资金流、信息流，生成关联关系图谱，提升线索发现效率。

（七）宣教融合：构建沉浸式廉洁文化生态

一是警示教育常态化。个案预防是针对具体案件开展的深度预防形式，具有针对性强、效果直接的特点。某法院组织180余名干部旁听舒某贪污案庭审，通过“现场警示”强化纪律意识；某学院依托易班平台开展“廉洁剧本杀”“知识竞赛”等活动，覆盖师生1.1万人次。二是文化浸润。挖掘地方特色廉洁资源，如某投资控股集团创作《一次不经意的伸手》微视频，点击量超5000余人次，推动廉洁理念深入人心。

（八）完善制度：推动建立全方位预防体系

针对土地流转信息不透明，容易发生暗箱操作，补偿标准不统一，存在随意定价空间，监督机制不健全，村级权力过于集中，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维权能力不足的实际情况，枣庄方案的创新实践是：推动建立了“四位一体”预防体系：即制度预防：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操作规范》等17项制度；技术预防：开发“农村土地流转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全流程线上办理；监督预防：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和村民代表监督机制；教育预防：开展"送法下乡"活动，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枣庄市农村土地流转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从2019年的23件下降至2022年的3件，下降率达87%；群众满意度从68%提升到95%；土地流转纠纷减少62%。

五、理论支撑与经验启示

（一）从惩治理到生态治理启示

预防工作要实现从单纯惩治到综合治理的转变；从分散操作到各类预防措施系统集成形成合力；从传统方式到智慧预防，运用现代科技实现预防工作数字化转型。

（二）情境预防理论的应用

根据情境预防理论，通过提高犯罪难度、增加犯罪风险、降低犯罪收益阻断腐败动机。如，某县“焊有序”平台通过设备定位、资质核验等技术手段，使违规动火作业成本显著增加；某区法院要求涉案财物随案移送“三张清单”，强化追赃挽损实效，降低腐败收益。

（三）社会控制理论的实践

强化社会监督网络，如某区纪委监委组织3000余名干部参观党性教育基地，发动外卖骑手等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形成“全民防腐”格局。

（四）理性选择理论的突破

通过制度设计改变腐败的“成本—收益”计算，如“双承诺”制度要求交易双方签署廉洁协议，违约将面临法律追责与市场禁入，从根本上抑制“围猎”冲动。

六、警示与展望

（一）深刻警示

1.权力监督缺位必致腐败：职务犯罪因封闭性与监督乏力频发，凸显“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紧迫性。

2.行业潜规则侵蚀治理根基：烟草系统“靠烟吃烟”、医药领域“带金销售”等现象警示，必须打破利益固化的行业生态。

3.新型腐败需技术反制：职权电子化背景下，技术漏洞可能成为腐败新通道，需同步提升监管科技水平。

（二）对策建议

一要不断深化系统治理，将预防措施嵌入数字政府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加强对“一把手”和关键岗位的监督，推广“区块链+政务服务”，实现权力运行全程留痕，有效堵塞制度漏洞，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预防法制体系，推进预防职务犯罪专门立法。

二要注重强化国际协作，完善跨境追逃追赃机制，2024年“天网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597人，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不断提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水平，为全球反腐败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要持续培育廉洁文化，推动廉洁教育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型，积极开展“廉洁家风润心智”活动，以家庭助廉筑牢防线。

四要逐步强化技术防控，运用大数据建立职务犯罪风险预警系统。进一步创新预防工作机制，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以科技反制措施，斩断一切犯罪企图，使腐败行为无法形成。

职务犯罪系统预防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唯有坚持党委领导、系统思维、科技赋能、社会共治，把个案预防、专项预防和行业预防有机结合起来，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技术等多种手段，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构建起科学有效的预防腐败体系，实现腐败治理从“治标”向“标本兼治”的跨越，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通过社会化系统预防，有效降低职务违法犯罪发生率，提高治理效能，为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孙祥 任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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