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青少年法治教育从“单向灌输”

到“沉浸赋能”的范式转型研究

——聚焦法治宣教创新

孙祥  任振兴

数智时代的深度浸润，使青少年成长环境发生深刻重构。作为“数智原住民”的Z世代，其认知偏好、行为模式与价值认同方式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传统“单向灌输”式法治教育面临实效性困境。基于对VR技术赋能的“沉浸式剧本杀”、AI模拟法庭仿真软件等新形态普法工具的实证调研，提出青少年法治教育亟待实现从“知识传递”到“素养赋能”的范式转型。研究认为，“沉浸赋能”范式通过“严肃游戏”机制与虚拟身份代入，能够有效回应虚拟空间行为边界模糊的治理难题，将抽象的法治理念转化为青少年的“肌肉记忆”与行为自觉，实现法治教育从“脱实向虚”到“脱虚向实”的价值回归。

一、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重塑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与认知图景

作为“数智原住民”的Z世代，其信息获取方式、社交形态与价值认同路径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他们习惯于碎片化的信息摄入，偏爱交互式的学习体验，在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游走中建构自我认同。这一群体特征对传统法治教育构成了深刻挑战。

回观当前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尽管《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单向灌输”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讲座式普法、展板宣传、知识竞赛等传统形式，往往将青少年置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法律知识被简化为条文记忆与应试考点。这种“脱实向虚”的困境在于：法治教育与青少年的生活经验相割裂，抽象的法条无法转化为具身的行为准则，虚拟空间中的行为失范难以被现实的法治话语有效规训。

与此同时，数智技术为法治教育的范式转型提供了新的可能。VR技术的沉浸体验、人工智能的交互赋能、游戏机制的动机激发，正在催生一批新形态普法工具：VR赋能的“沉浸式剧本杀”让青少年在角色扮演中体验法律情境，AI模拟法庭仿真软件使抽象的程序正义变得可触可感，“严肃游戏”将法治理念融入闯关挑战。这些创新实践预示着一场从“单向灌输”到“沉浸赋能”的范式转型正在发生。

聚焦青少年法治宣教创新，旨在论证沉浸式普法能否有效回应Z世代的教育需求？虚拟身份代入能否解决虚拟空间行为边界模糊的问题？“严肃游戏”能否将抽象的法治理念转化为青少年的行为自觉？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实证调研与理论分析，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

二、“单向灌输”的困境，Z世代法治教育的现实审视

（一）“数智原住民”的代际特征与认知偏好

作为数字技术原住民的Z世代，其认知图景与行为模式呈现出与前辈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他们的信息获取呈现碎片化与视觉化倾向。算法推送机制精准捕获个体偏好，短视频、图文并茂的内容形式成为主流，深度阅读与线性思维的能力相对弱化。其次，他们的社交形态高度依赖虚拟空间。匿名性、去中心化的网络环境，使青少年在多重身份中切换，现实社会中的行为约束与身份标识被弱化。再次，他们的学习偏好趋向交互式与体验式。被动听讲难以激发兴趣，而游戏化、角色扮演、沉浸体验则能有效调动参与热情。

这些代际特征对法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讲—听”模式难以穿透Z世代的认知“滤镜”，单向的知识灌输无法转化为内在的价值认同。研究指出，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在无形中窄化认知视野，动摇青少年对法律体系完整性与权威性的认知基础。当法治教育无法嵌入青少年的认知图式，其育人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二）传统普法模式的结构性局限

审视当前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其结构性局限日益凸显。

1.形式单一化。讲座式普法、展板宣传、知识竞赛仍是最常见的形式。这些活动往往重形式轻实效，重知识轻素养，青少年作为“受众”被置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即便是一些创新尝试，也往往停留在“点缀”层面，未能触及教育模式的深层变革。

2.内容去情境化。法律条文被抽离于具体的生活情境，成为需要记忆的抽象符号。青少年难以将法条与自身经验建立关联，更无法在真实或虚拟的情境中习得行为应对。正如检察机关退休检察官社会的实践所揭示的，只有当学生通过“数字抱团”亲身体验被孤立的感受时，法律的温度才真正被触摸。

3.参与浅表化。传统普法往往追求覆盖面与活动场次，而对学生的深度参与、情感投入、行为转化缺乏关注。学生是“听众”而非“主角”，是“受教育者”而非“体验者”。这种浅表化参与难以激发内在动机，更遑论将法治理念内化为行为自觉。

（三）虚拟空间行为失范对法治教育的挑战

数智时代的一个核心特征，是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深度交织。青少年在虚拟空间中的行为边界日益模糊：网络欺凌、数据滥用、侵犯知识产权等新型失范行为频发，而传统法治教育对此却难以有效回应。

挑战首先来自行为后果的感知弱化。虚拟空间的匿名性与去中心化特性，极大弱化了行为主体对法律后果的严肃感知。在屏幕背后，欺凌者难以直观感受受害者的痛苦，侵权者难以认知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质。平台算法对用户注意力的极致攫取，在潜移默化中侵蚀着青少年深度思考与理性判断能力。

挑战其次来自规则认知的割裂。虚拟空间的运行逻辑往往由平台规则、算法机制主导，这些“准法律”规范与国家的正式法律体系之间存在张力。青少年在虚拟空间中习得的行为惯习，可能与其在现实法治教育中获得的认知相冲突。如何弥合这一认知裂痕，成为数智时代法治教育的核心难题。

三、“沉浸赋能”的兴起，新形态普法工具的实证调研

面对上述困境，各地检察机关、教育部门与创新企业正在积极探索新形态普法工具。选取三类典型实践进行实证调研。

（一）VR赋能的“沉浸式剧本杀”

剧本杀作为Z世代热衷的社交娱乐形式，正被创新性地应用于法治教育领域。枣庄检察机关“榴花红”工作室创新项目《Z世代法治教育新范式——VR技术赋能的沉浸式剧本杀体验馆》《青少年法制教育数字化平台》，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项目背景分析指出，数字化背景下Z世代法治教育形式单一，传统普法难以激发青年群体兴趣，而剧本杀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结合VR技术的沉浸式体验与普法教育具有广阔的创新空间。

更具实践价值的是枣庄检察机关“榴花红”工作室和法治教会服务团的主动探索。创新“检察老干部+社工+校园”模式，以原创剧本杀《青少年法制教育数智平台》为载体，为学校学生打造沉浸式法治教育课。活动中，老检察官化身法治导师，组织学生通过引导学生快速代入剧情，围绕各种违法犯罪危害、法律边界展开线索推理视觉与讨论，帮助学生认清不良行为的违法风险。同时，老检察官结合刑法、刑诉法、解析涉案行为对应的法律后果。

在VR法治体验活动中，学生们化身“法官”“检察官”“证人”等角色，在普法剧本中抽丝剥茧、探查真相，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法律知识。将VR沉浸式体验、模拟法庭等形式有机融合。

调研发现，VR剧本杀的核心优势在于：其一，角色代入激发情感投入。当学生成为剧情中的“当事人”而非旁观者，法律情境变得真切可感。其二，推理过程促进深度思考。线索分析、事实重构、法律适用的过程，本身就是法治思维的训练。其三，集体参与强化社会学习。同伴之间的讨论、辩论、协作，构建了法治意义的共同体建构场域。

（二）AI模拟法庭仿真软件

模拟法庭历来是法治教育的重要形式，但受限于师资、场地、时间等资源，普及率有限。AI技术的介入，正在突破这一瓶颈。

2025年国家宪法日之际，山东廉洁法治宣教志愿者工作站创新实践，举办AI法官引导的数字模拟法庭活动。屏幕上的AI智能体基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引导大中小学生完成模拟庭审流程。让演观众共同审视涉青少年的新型违法犯罪问题。庭审结束后，AI检察官进行即时点评，进一步引发关于法律治理促进科技向善的思考。软件展示了AI技术的多元应用。平台配备机器人内置科技大模型，提供自动导览、互动问答、播报讲解等功能。学生们戴上VR眼镜，（设有裸眼3D版）进入虚拟世界，沉浸式体验防范校园欺凌、防性侵等18种法治场景。在模拟法庭环节，学生身临其境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角色，亲身体验完整的审判过程。

调研显示，AI模拟法庭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一，降低参与门槛。AI辅助降低了模拟法庭对专业指导的依赖，使更多学校能够常态化开展。其二，即时反馈机制。AI检察官的即时点评，帮助学生及时理解法律适用与程序意义。其三，可重复体验。与一次性的实地参观不同，AI模拟法庭支持学生多次进入、多角色体验，深化对程序正义的理解。

（三）从“严肃游戏”到“法治素养”的转化机制

上述新形态普法工具的共同特征，在于“游戏”外壳与“严肃”内核的有机结合。这种“严肃游戏”机制如何实现从体验到素养的转化？

1.具身认知的激活。传统法治教育以“离身”的知识传授为主，而沉浸式体验强调“具身”参与——学生在虚拟空间中通过身体力行、角色扮演、情感投入，获得真切的法律情境体验。当学生亲自扮演“被告人”感受庭审压力，或作为“检察官”体验指控责任，法律的重量变得可触可感。这种具身认知形成的经验痕迹，远较抽象记忆更为深刻。

2.情感卷入的催化。游戏机制的核心在于情感投入。剧本杀中的悬疑推理、模拟法庭中的角色对抗、VR体验中的身临其境，都能激发学生的情感卷入。情感与认知的结合，是价值内化的关键机制，情感体验本身就是最好的法治教育。

3.行为脚本的建构。游戏不仅仅是体验，更是在情境中习得应对方案。当学生在AI模拟法庭中见证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他们实际上在建构自己的“行为脚本”——在类似情境出现时，这些内化的经验将成为行为选择的依据。

四、范式转型的理论逻辑，从“知识传递”到“素养赋能”

（一）“脱虚向实”，虚拟身份代入与现实行为规训的联结

“沉浸赋能”范式的核心贡献，在于打通虚拟身份与现实行为之间的联结通道，实现“脱虚向实”的价值回归。

虚拟空间行为失范的症结之一，在于身份割裂。青少年在现实空间中习得的规则意识，在虚拟空间中往往被悬置——屏幕背后的匿名感、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平台算法的隐性规训，共同消解了现实法治话语的效力。而沉浸式普法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在虚拟空间中建构法治情境，让学生在虚拟身份中体验法律后果，从而实现虚拟行为与现实规则的联结。

当学生在剧本杀中推理解谜中逐渐意识到“不经意”行为的法律风险，这种虚拟体验产生的认知印记，将转化为现实空间的行为约束。当学生在AI模拟法庭中作为“法官”做出裁判，在程序展开中体悟程序正义的意义，这种角色代入形成的价值认同，将成为抵御网络失范的内在屏障。这正是“脱虚向实”的核心机制——在虚拟空间中习得法治基因，以应对虚拟空间的失范挑战。

（二）具身认知，法治教育的“肌肉记忆”生成机制

“肌肉记忆”这一概念，精准揭示了“沉浸赋能”范式的认知机制。钢琴家无需意识控制即可完成复杂的指法弹奏动作，因为训练已将动作程序“写入”肌肉。法治素养的高阶形态，同样应当是内化为行为习惯的价值自觉。

传统普法之所以低效，根源在于它停留于“认知层”——学生知道法律条文，但难以在情境中激活运用。而沉浸式体验通过反复的情境模拟、角色代入、行为选择，将法治思维逐渐“写入”青少年的认知程序。当面对校园欺凌、侵权诱惑时，他们能够不假思索地识别风险、做出正确选择——这就是法治的“肌肉记忆”。

检察老干部的“托起明天的太阳——青少年法治教育情景剧宣讲”的社会实践提供了生动例证。学生在角色扮演中直观感受被欺凌者的孤独与痛苦。老检察官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抽丝剥茧解析校园欺凌的法律边界。这种“体验+反思”的学习循环，正是生成法治“肌肉记忆”的有效路径。

（三）主体觉醒，从“受教育者”到“法治参与者”的身份重构

“沉浸赋能”范式的深层意义，在于重构青少年在法治教育中的主体位置。传统模式中，青少年是“受教育者”——法治知识的接受对象、法治宣传的目标群体。而沉浸式普法中，他们是“法治参与者”——剧情的推动者、法庭的构建者、规则的适用者。

这种主体身份的转变，具有深远的教育学意义。当学生不再是听众而是主角，当法律不再是外在于生活的条文而是需要亲身适用的工具，法治教育就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老检察官在校园普法实践中，同学们由“听讲”到“主演”，化身“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从宣读起诉书到法庭辩论，每个环节均严格遵循真实庭审流程。这种深度参与生成的主体意识，远非被动听讲所能比拟。

更重要的是，主体觉醒指向公民素养的培育。法治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精通法条的法律工匠，而是培育具有权利意识、责任自觉、参与能力的现代公民。当青少年在模拟法庭中体验程序正义，在剧本杀中辨析权利边界，他们习得的不仅是法律知识，更是作为法治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与思维习惯。

五、挑战与反思，数智时代法治教育的边界与可能

（一）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的平衡

沉浸式普法方兴未艾，但技术赋能不应遮蔽教育本质的追问。VR体验的感官刺激能否真正转化为价值认同？游戏机制的兴趣激发能否避免娱乐化倾向？AI辅助的效率提升是否会消解师生互动的教育温度？

调研中发现，成功的实践往往遵循“技术为用、育人为本”的原则。老检察官以访谈形式与学生展开交流，围绕“法治宣传形式优化”主题，通过“引导提问—自由发言—想法梳理”，鼓励学生结合参与体验提出意见建议。这一环节的设计至关重要——它实现了从体验到反思、从情感到认知的升华。技术只是载体，教育才是目的。

（二）代际适配与覆盖均等的张力

沉浸式普法的另一挑战，在于资源分配的不均衡。VR设备、AI系统、专业剧本的开发需要相当投入，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可能加剧法治教育资源的不平等。部分乡村学校连基本的法治课程都难以保障，遑论沉浸式体验。

对此，需要多元供给机制的构建。一方面，鼓励社科、高校、企业参与公益开发创新项目；另一方面，发挥公安、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系统的资源优势，通过巡回服务、云端共享等方式扩大覆盖。技术的先进程度不等于教育的有效程度，适配比炫技更重要。

（三）效果评估与长效机制构建

沉浸式校园普法包括展览展示、情景展示，其效果如何评估？短期体验能否转化为长期素养？这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当前实践中，效果评估多停留于参与人数、现场反馈等表层指标，缺乏对素养转化的追踪研究。法治意识的高阶形态是青少年在技术洪流中成为驾驭工具的主体。效果评估应当关注学生是否形成了算法批判思维、数据权利意识、平台规则解读能力，是否能够在真实的网络空间中自觉遵循法治轨道。

我们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有益思路——数字化法治宣教融合了服务社会、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等多重目标。这种“共建共享”模式，可为沉浸式普法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六、长效机制构建需要制度创新

数智时代的深度浸润，正在重构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与认知图式。面对作为“数智原住民”的Z世代，传统“单向灌输”式法治教育日益显现其结构性局限。基于对VR沉浸式数字平台、AI模拟法庭仿真软件等新形态普法工具的实证调研，论证了“沉浸赋能”范式转型的必然性与可行性。研究认为，“沉浸赋能”范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一，通过虚拟身份代入，打通虚拟空间与现实行为的联结通道，回应虚拟行为边界模糊的治理难题；其二，通过“严肃游戏”机制，将抽象的法治理念转化为具身的认知经验，生成法治的“肌肉记忆”；其三，通过主体身份重构，使青少年从“受教育者”转变为“法治参与者”，培育现代公民的核心素养。这一转型的本质，是法治教育从“脱实向虚”到“脱虚向实”的价值回归——在虚拟空间中习得法治基因，以应对数智时代的失范挑战。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将沉浸式普法纳入青少年法治教育规划，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内容开发与设备配置，鼓励高校、企业、社会组织参与优质资源供给。

2.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推广“五老+社工+校园”“高校+中学+企业”等多元协作模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扩大沉浸式普法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3.深化效果评估研究。建立沉浸式普法效果追踪机制，关注学生法治素养的长期转化，为实践优化提供学理支撑。

4.推动内容迭代升级。紧跟数智技术发展与青少年需求变化，持续更新剧本内容、优化技术体验、创新形式载体，保持沉浸式普法的吸引力与实效性。

当法治精神内化为数智原住民的行为基因，当抽象的法治理念转化为青少年的行为自觉，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算法正义的宏大愿景。从“单向灌输”到“沉浸赋能”的范式转型，正在为青少年的数智生活注入法治的灵魂。

数字编辑：孙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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