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违法犯罪预防系列之二十七

国际化预防:惩治职务违法犯罪实践与中国贡献

一、国际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概念、理论与规定

（一）概念界定

国际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其核心在于以国际合作为手段，对职务违法犯罪这一特定犯罪形态进行预防与控制。它并非一个单一的国际法律术语，而是国际社会在应对腐败、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过程中，针对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行为所形成的一套理念、规则与实践体系的总称。

其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

1.职务违法犯罪：指公职人员（包括本国及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滥用职权或违背职责，实施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影响力交易等犯罪行为。其本质是公权力与私利的非法交换，侵害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公正性。

2.预防的国际化：指预防措施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的国境之内。由于腐败犯罪主体、资金、证据的跨境流动性日益增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预防工作必须通过信息共享、法律协调、技术援助、联合执法等跨国合作方式展开，形成全球治理合力。

3.国际法律框架：指为上述预防合作提供规则基础的各类国际公约、双边条约、区域倡议及软法文件。它们共同构成了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国际法工具箱”，其中最核心的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CAC）。

（二）主要理论基础

国际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国际刑法、犯罪学与全球治理理论：

1.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廉洁、法治的国际环境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一国境内的职务犯罪，其负面影响（如资本外逃、市场扭曲、治理失灵）会外溢至他国，形成“负外部性”。因此，国际合作预防犯罪，是各国为供给这一公共产品而进行的必要投入。

2.犯罪预防的“情境预防”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系统性地增加犯罪难度、提升犯罪风险、减少犯罪收益、消除犯罪借口，可以有效预防犯罪。国际化预防正是将这一理念扩展到跨国情境，通过统一法律标准（增加难度）、加强金融监管与信息交换（提升风险）、建立资产追回机制（减少收益）、推广廉洁文化（消除借口）来构建全球性的预防网络。

3.国际法治与主权协调理论：强调在尊重各国司法主权与法律差异的前提下，通过缔结国际条约、建立合作机制，实现各国法律制度的协调与衔接。这确保了国际合作在法治轨道上进行，既打击犯罪，又维护国家间平等与互信。

（三）核心国际法律框架与规定

国际社会已构建起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核心，辅以其他专项公约的区域合作文件的立体化法律框架。

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CAC）：作为全球反腐败事业的里程碑和最具权威的国际法律文件，公约于2005年生效，中国于2006年成为缔约国。其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尤为系统：

预防措施（第二章）：要求各缔约国制定并执行有效的反腐败政策，设立专职预防机构，加强公共部门管理（如公职人员行为守则、公共采购透明化），推动社会参与（如保护举报人）。

定罪与执法（第三章）：明确将贿赂本国及外国公职人员、贪污、挪用、影响力交易、洗钱等行为规定为犯罪，为各国立法提供了最低标准。

国际合作（第四章）：囊括了引渡、司法协助、执法合作、联合侦查等几乎所有跨国刑事司法合作方式，是国际合作的程序法基础。

资产追回（第五章）：被誉为公约的“基石”，专门规定了通过国际合作追缴和返还腐败资产的具体机制，直击职务犯罪的经济动机。

2.《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UNTOC）：该公约虽不专针对腐败，但其关于打击洗钱、司法协助、引渡等的规定，为打击复杂的跨境职务犯罪（常与有组织犯罪交织）提供了重要法律工具。

3.区域性法律文件：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等框架下通过的反腐败合作文件，它们往往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是对UNCAC的有效补充和具体化。

二、中国参与国际化预防腐败的主要文件

中国不仅是国际反腐败规则的积极遵守者，更是重要贡献者和引领者。通过主导或深度参与，中国推动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合作文件，为全球反腐败治理注入了中国理念。

（一）《北京反腐败宣言》（2014年）

这是首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反腐败宣言，在2014年APEC会议上通过，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反腐败领域话语权的显著提升。宣言核心内容包括：

政治承诺：各经济体一致认识到腐败是必须治理的社会“毒瘤”，承诺通过引渡、司法协助、追回腐败所得等手段，消除腐败避风港。

合作机制：决定建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ACT-NET），为亚太地区反腐败机构分享信息、交流经验、开展联合行动提供平台。

务实导向：强调全力推动预防、调查、起诉和惩治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并鼓励运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书。

（二）《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2016年）

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通过，是中国将国内“猎狐”、“天网”行动经验上升为国际规则的成功范例。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三零”原则：

零容忍：对外逃腐败人员和腐败资产态度上零容忍，拒绝成为其避风港。

零漏洞：致力于完善国内法律与机制，堵塞国际追逃追赃体系的漏洞。

零障碍：在开展具体合作时，努力消除法律、程序、政治上的障碍，实现高效协同。

该原则为G20成员国设定了高标准，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追逃追赃领域的务实合作。

（三）《金砖国家拒绝腐败避风港倡议》（2022年）

作为2022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的重要成果，该倡议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导制定，旨在应对跨境腐败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每年约1.26万亿美元）。倡议特点鲜明：

系统性方案：包含决心、行动、战略和前景四大板块，提出了完善国内法、强化资产追缴、应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系统性合作方案。

聚焦发展中国家：直面发展中国家在跨境腐败治理中的特殊挑战，呼吁国际社会遵守“处置没收财产不干涉内政”原则，巩固合作的法律基础。

推动机制建设：提议建立资产追回专家网络，加强金融情报共享与教育培训合作，体现了从“个案合作”向“机制化合作”的升级。

（四）其他重要文件与合作

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将反腐败内容纳入《“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等多边合作框架。在国内法层面，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2018年）、《对外关系法》（2023年）等，将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明确为国内法定义务，实现了国际承诺与国内法律体系的有效衔接。

三、中国参与国际化预防腐败的行之有效做法

中国将参与国际预防腐败合作与国内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中国做法”。

（一）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国内法律体系

中国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跨境腐败治理，不断完善国内法律“工具箱”：

健全基础法律：制定《引渡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为开展国际合作提供明确的国内程序法依据。

创新诉讼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对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形成强大法律震慑，解决了“人赃分离”下的定罪追赃难题。

推进专项立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旨在将党的十八大以来跨境腐败治理的经验成果进行制度化转化，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新的、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强化双向惩治：通过刑法修正案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推动“行贿受贿一起查”，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交易。

（二）搭建多层次国际合作平台与机制

中国积极参与并主导构建全球与区域反腐败合作网络：

深度参与全球网络：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联合国毒罪办建立的“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GlobE）”，并承办相关会议，利用这一平台与各国执法机构开展密切合作。

激活区域合作平台：除了主导建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还利用G20、金砖国家、中国-东盟等框架，设立“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举办系列专题论坛，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合作项目。

拓展双边条约网络：截至2023年10月，中国已与83个国家缔结171项双边司法协助类条约，加入近30项含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公约，合作范围覆盖130多个国家，为个案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条约基础。

（三）持续开展“天网行动”与执法司法合作

“天网行动”是中国统筹国际国内资源，开展追逃追赃的旗舰行动，其成功关键在于高效的跨国执法司法合作：

统筹协调：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整合纪检监察、外交、司法、金融等多部门力量，形成对外合力。

方式多样：综合运用引渡、遣返、异地起诉、劝返等多种方式。如，2025年，“百名红通人员”周静华从泰国被成功引渡回国，成为“天网行动”开展以来第63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实现了亚洲地区“百名红通人员”清零。

追赃并重：坚持“应追尽追”，通过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方式，最大限度追回腐败资产。仅2025年以来，就已追回赃款达225亿元，有力斩断了腐败分子的资金链。

（四）推动“一带一路”廉洁与企业合规建设

中国将预防腐败的关口前移，融入对外经济合作与企业经营之中：

共建廉洁丝绸之路：发起《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推广廉洁理念，与合作伙伴共建廉洁评价体系，从重大项目层面预防腐败风险。

强化企业合规管理：国家发改委、国资委等部门相继发布《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要求“走出去”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防范海外商业贿赂等风险。

鼓励行业标准创新：一些地方和企业积极探索，如深圳市基于国际标准ISO 37001建立本地化的反贿赂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引导企业将廉洁合规要求落到实处。

四、中国参与国际化预防腐败取得的重要成果

通过上述理念、文件与实践的共同作用，中国在国际化预防腐败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为全球反腐败事业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一）追逃追赃战果卓著，形成强大震慑

“天网行动”自启动以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大批外逃多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或主动投案，大量腐败资产被追回。如前所述，亚洲地区“百名红通人员”已实现清零，这是反腐败国际执法司法合作高水平的重要标志。这些成果向国内外昭示了“海外不是法外，外逃没有出路”的鲜明立场，彻底击碎了腐败分子的“避罪幻想”，产生了强大的震慑效应。

（二）国际合作平台务实有效，贡献中国公共产品

中国不仅是国际平台的参与者，更是建设者和贡献者。通过主导或推动建立APEC、G20、金砖国家框架下的反腐败合作网络与研究中心，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反腐败合作的公共产品。中国承办GlobE网络会议、发布“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果，为各国交流经验、协调行动、培养人才提供了重要场所和资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三）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提升，提供中国方案

从《北京反腐败宣言》到《金砖国家拒绝腐败避风港倡议》，中国成功将自身在追逃追赃、跨境腐败治理等方面的有效经验，转化为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规则与倡议。特别是“三零”原则、拒绝腐败避风港、廉洁丝绸之路等理念，已成为全球反腐败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向“贡献者”乃至“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为完善全球反腐败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良性互动，巩固反腐成效

国际化预防腐败的合作实践，反过来也极大促进了中国国内反腐败体系的完善。对接国际标准推动国内立法（如缺席审判程序），通过国际合作提升执法能力，借鉴国际经验加强预防制度建设，形成了一个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这使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不仅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显著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综上所述，国际化预防犯罪职务违法犯罪，是应对腐败等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其核心在于通过基于规则的国际合作，对跨境职务犯罪进行事前预防、事中打击与事后追赃。中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角色日益主动，贡献愈发突出。

中国不仅全面接轨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法律框架，更通过一系列由中国主导或深度参与的重要国际文件，为全球反腐败合作注入了以“零容忍”、“拒绝避风港”、“廉洁之路”为代表的崭新理念。在实践中，中国构建了国内法与国际法相衔接的法律体系，搭建了多层次国际合作平台，以“天网行动”为利剑开展卓有成效的执法合作，并将预防关口前移至“一带一路”建设与企业合规管理。

这些努力结出了丰硕成果：大量外逃人员被缉捕归案，巨额腐败资产被成功追回；中国倡导的合作平台与规则成为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在全球反腐败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反腐败斗争的彻底性与参与国际合作的深度正相关。面向未来，随着《反跨境腐败法》的制定实施，中国必将在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推动构建公平正义的全球反腐败新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共同战胜腐败这一“人类公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孙祥  任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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