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违法犯罪预防系列之二十二

法制化预防：建立完善法制社会内涵、实践与发展

职务违法犯罪是侵蚀公共权力、破坏社会公平、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顽疾，其治理不仅需要事后的严厉惩处，更需要事前的源头防控。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是反腐败斗争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通过将预防职责、措施与责任以法律形式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全链条、多层次的防控体系，既彰显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反腐败战略导向，也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要求。当前，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职务违法犯罪的表现形式日趋复杂，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等问题不断涌现，对法制化预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立足现有法律框架与实践经验，从核心内涵、社会要义、程序方法、多维关联、实践价值及发展路径等方面展开系统论述，提出了构建“立法完善、机制协同、科技赋能、社会参与、教育引导”的全方位预防体系。通过法律手段规范权力运行、堵塞制度漏洞、强化责任追究，实现从源头遏制职务违法犯罪的目标。完善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范式，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核心内涵与社会要义

（一）核心内涵的法理界定

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本质是通过国家立法与地方规制的双重保障，将预防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形成“权力受约束、责任可追究、措施可操作、效果可评估”的制度闭环。其核心内涵包含三重维度：在价值层面，以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为核心，实现权力运行的规范化与透明化；在制度层面，构建“国家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防控体系，明确各主体的法定职责与协作机制；在实践层面，通过教育引导、制度约束、技术监控、责任追究等多重手段，实现从源头防控到末端治理的全流程覆盖。这一内涵既遵循了“权力法定、监督法定”的法治原则，也体现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工作方针，是法治思维在反腐败领域的具体运用。

（二）深层社会要义的多维阐释

1.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工程

职务违法犯罪的本质是公权力的异化与滥用，其直接后果是破坏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市场竞争的公正性与社会规则的权威性。如在土地征收、项目审批、资金拨付等领域，部分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仅侵害企业与群众的合法权益，更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法制化预防通过规范权力运行流程、堵塞制度漏洞，从源头遏制“权力寻租”空间，确保公权力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

2.保障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

职务违法犯罪与民生领域密切相关，教育、医疗、社保、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的腐败问题，直接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法制化预防通过强化对民生领域公权力的监督，建立健全惠民政策落实的全流程监管机制，防止“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等问题发生，确保公共资源真正惠及民生。如《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要求“防范和惩治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为民生领域的预防工作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

3.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战略支撑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于人民的信任，而职务违法犯罪是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的“毒瘤”。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本质上是通过法治手段规范党员干部的权力行使，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与《监察法》的衔接联动，构建了“党纪严于国法、纪法贯通衔接”的监督体系，既强化了对党员干部的刚性约束，也彰显了党自我革命、坚决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为巩固执政基础提供了制度保障。

4.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而职务违法犯罪中的权钱交易、滥用职权等行为，会破坏市场规则、扭曲资源配置。法制化预防通过打击经济领域腐败、规范政商交往边界、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为市场主体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营商环境。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推广应用，让失信主体在招投标、资质审批等环节受限，倒逼市场主体依法经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法治化，而职务违法犯罪会导致治理效能下降、治理成本上升。法制化预防通过将预防工作融入治理体系，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健全制度规范、强化责任追究，实现治理方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如部分地区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公权力运行监控平台，对资金流向、项目审批等关键环节进行实时预警，有效提升了治理的精准性与高效性，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法治动能。

二、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多元模式与程序方法体系

（一）多元预防模式的深化与拓展

1.职责导向模式：国家监察主导的精准防控

以《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为核心依据的职责导向模式，其核心优势在于“全覆盖、高权威、强刚性”。在监督对象上，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全覆盖，重点聚焦“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及工程建设、土地出让、财政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在协作机制上，监察机关与检察、审判、公安、审计等机关建立常态化协作，通过线索移送、证据共享、案件会商等机制，形成监督合力。如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违法案件时，可依法要求审计机关提供审计报告作为证据，检察机关可提前介入指导证据收集，确保案件办理的合法性与规范性。在实践中，该模式通过“室组地”联动监督、专项整治等方式，针对突出问题开展精准防控，彰显了国家监察的权威性与震慑力。

2.条例引导模式：地方协同的社会化防控

各省市制定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化防控模式。截至2024年，全国已有28个省份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路径。该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多方参与”：在主体责任上，明确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预防职责，将预防工作纳入单位年度考核；在监察机关的指导作用上，通过监察建议、警示教育、合规审查等方式，推动相关单位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如山东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纳入廉政建设责任制和绩效考核体系”，并赋予检察机关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预防监督权限，为地方预防工作提供了明确遵循。此外，部分地区还探索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共建单位”机制，推动企业、社区、学校等参与防控，构建了社会化预防网络。

3.补充模式：行业监管与企业合规的协同防控

随着腐败问题向特定行业渗透，行业监管与企业合规成为法制化预防的重要补充模式。在行业监管层面，针对金融、医疗、教育等腐败高发领域，相关主管部门依据行业法规制定专项预防制度，如银行业的“反洗钱”监管、医疗行业的“药品耗材采购阳光平台”等，通过行业规则细化预防措施。在企业合规层面，近年来推行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要求涉案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合规制度，防范职务违法犯罪风险，检察机关通过移送过来的案件，进行合规审查决定是否依法批捕、起诉，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域”的效果。该模式将预防责任从公权力机关延伸至市场主体，构建了“政府监管、企业自律、司法保障”的协同防控体系，有效遏制了行业性、系统性腐败的发生。

（二）全流程程序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1.源头防控程序：制度规范与风险排查

源头防控是法制化预防的基础环节，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建设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其一，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制度，依据《行政许可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明确公权力的行使范围、程序与责任，确保“法无授权不可为”。其二，风险排查与评估制度，要求各单位定期开展职务违法犯罪风险点排查，建立风险台账，对高风险环节制定专项防控措施。如财政部门针对资金拨付环节，建立“预算编制、资金拨付、使用监管”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自然资源部门针对土地出让环节，推行“招拍挂”全程公开制度，杜绝暗箱操作。其三，决策程序规范化，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要求重大决策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专家论证、公众参与等程序，防止个人专断导致的腐败风险。

2.动态监管程序：监督预警与过程控制

动态监管是确保预防措施落地的关键，依托“传统监督+科技赋能”实现全流程监控。在传统监督方面，监察机关通过日常监督、专项检查、巡视巡察等方式，及时发现权力运行中的异常情况；审计机关开展常态化审计，重点关注财政资金使用、工程项目建设等领域的违规问题。在科技赋能方面，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数字监察”“智慧预防”建设，如浙江省的“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通过整合政务数据、金融数据、社会数据，对权力运行进行实时预警，累计发现违规线索数万条；山东省枣庄市探索建立“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监管平台”，实现对项目审批、招投标、资金使用等环节的全程留痕，有效防范了工程领域腐败。此外，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信用联合惩戒等制度，将监督延伸至市场交易环节，形成“事前查询、事中监管、事后惩戒”的闭环。

3.问题处置程序：建议整改与案件查办

针对发现的制度漏洞与违法线索，建立规范化的问题处置程序。其一，建议整改程序，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审计机关等依据《监察法》《民事诉讼法》等规定，向相关单位发出监察建议、检察建议、审计建议，明确整改要求、时限与责任，并要求书面反馈整改结果。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共发出检察建议10.2万件，整改回复率达98.7%，有效推动了相关单位完善制度。其二，线索处置与案件查办程序，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犯罪线索实行“统一受理、分类处置、分级办理”，严格遵循线索处置、初步核实、审查调查、案件审理的法定程序，确保办案质量。在案件查办中，坚持“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对涉嫌职务犯罪的，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批捕、起诉，形成“调查——起诉——审判”的完整链条。

4.责任追究程序：考核问责与长效约束

责任追究是法制化预防的保障环节，通过“考核倒逼责任落实、问责强化制度刚性”。其一，考核评价制度，将预防职务违法犯罪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政府绩效考核等，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实行“一岗双责”，要求定期述职述廉。其二，责任追究制度，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规定，对不履行预防职责、导致本单位发生重大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的，追究单位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某省发改委因未落实项目审批监管责任，导致多名工作人员涉嫌受贿犯罪，该单位主要负责人被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并被调离岗位。其三，长效约束机制，建立预防工作“回头看”制度，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防止问题反弹；将预防工作成效与单位评优评先、干部晋升挂钩，形成长效激励约束。

（三）科学方法的创新与应用

1.教育引导方法：精准化与常态化相结合

警示教育是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基础方法，近年来从“泛化教育”向“精准教育”转变。其一，分类施教，针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人员、新录用公职人员等不同群体，制定个性化教育方案，如对领导干部重点开展权力观教育，对关键岗位人员重点开展业务合规培训。其二，场景化教育，通过组织庭审观摩、参观警示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剖析典型案例等方式，增强教育的感染力与震慑力。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机关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典型案例”，为公职人员提供了直观的法治警示。其三，常态化教育，将预防职务违法犯罪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通过专题讲座、线上课程、廉政谈话等方式，实现教育全覆盖、常态化，引导公职人员树立“不想腐”的思想自觉。

2.科技赋能方法：数字化与智能化支撑

科技手段的应用极大提升了预防工作的精准性与效能。其一，大数据分析，通过整合政务数据、金融数据、社交数据等，构建腐败风险预警模型，对资金异常流动、关联关系违规、权力运行异常等情况进行自动识别与预警。其二，区块链技术，在招投标、土地出让、产权交易等领域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交易数据全程不可篡改、可追溯，杜绝暗箱操作。其三，人工智能监管，运用AI技术对公文流转、审批流程等进行智能审核，自动识别违规审批、越权办事等行为。如某省政务服务平台运用AI技术，累计拦截违规审批事项3.2万件，有效防范了审批环节的腐败风险。

3.第三方评估方法：社会化与专业化监督

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预防工作评估，是提升预防工作客观性与专业性的重要举措。其一，制度合规性评估，委托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对相关单位的内部制度、工作流程进行合规性审查，提出完善建议。其二，预防工作成效评估，由第三方机构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数据分析等方式，对预防工作的落实情况与成效进行评估，为改进工作提供参考。其三，社会监督参与，畅通公众举报渠道，建立“12388”举报电话、网络举报平台等，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曝光职务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形成社会震慑。

三、法制化预防与社会法制建设的多维关联

（一）社会化：构建协同共治的预防网络

社会法制建设的核心在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法治格局，而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是社会化治理的重要载体。其一，主体社会化，打破“政府单打独斗”的预防模式，将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纳入预防体系，明确各主体的法定责任与参与路径。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普遍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举报”，并明确对举报人的保护措施。其二，资源整合社会化，通过建立预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共建单位机制等，整合司法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形成防控合力。如山东枣庄建立了“预防职务违法犯罪法制宣传教育志愿者队伍”，吸纳律师、学者、企业家等参与法制宣传、警示教育、风险排查等工作，提升了预防工作的社会参与度。其三，治理效果社会化，通过预防工作减少职务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公众直接感受到法治建设的成效，进而增强对法治的认同与信仰，推动形成“人人学法、人人守法、人人监督”的社会氛围。

（二）大众化：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

社会法制建设的本质是保障人民权益，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大众化导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一，权利保障大众化，通过规范公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侵害群众合法权益，如在征地拆迁、社会保障等领域，预防职务违法犯罪可有效遏制“吃拿卡要”“截留挪用”等问题，保障群众的财产权、生存权。其二，公众参与大众化，畅通举报渠道、简化举报程序，建立举报奖励与保护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的“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确保举报线索得到及时处理，提升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其三，法治教育大众化，将预防职务违法犯罪教育纳入全民普法规划，通过社区宣传、学校教育、媒体传播等方式，提升公众的法治意识与监督能力，让公众不仅是法治建设的受益者，更是参与者与推动者。

（三）专业化：提升预防工作的法治效能

社会法制建设的专业化要求，决定了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必须走专业化道路。其一，队伍专业化，建设一支精通法律、熟悉业务、具备侦查能力的预防工作队伍，包括监察官、检察官、法官、审计师、法律顾问等，通过专业培训提升业务水平。如《监察法实施条例》明确要求“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监察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其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廉洁自律意识”。其二，方法专业化，运用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大数据等多学科知识，构建科学的风险评估模型、预警机制与教育体系，提升预防工作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如部分地区运用犯罪心理学原理，对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廉政风险心理测评，提前介入干预。其三，技术专业化，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科技，构建智能化预防平台，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程监控与智能预警，解决传统预防工作“人力有限、效率低下”的问题。

（四）理论化：夯实预防工作的法理基础

社会法制建设的深化离不开理论支撑，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理论化，为制度创新与实践推进提供了法理依据。其一，法理研究深化，围绕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法律属性、基本原则、制度设计等开展理论研究，明确预防工作的法理边界与价值目标。如关于“预防权”的性质、预防措施的合法性边界等问题的研究，为立法与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其二，制度创新理论支撑，结合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特点，开展预防制度创新研究，如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腐败风险防控、跨境腐败的预防机制等，推动预防制度与时俱进。其三，理论与实践融合，通过对地方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理论体系，为国家层面统一立法提供理论支撑。

（五）党政化：强化党对预防工作的全面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是党的领导，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党政化导向，是确保预防工作正确方向的根本保障。其一，党的领导制度化，将党的领导贯穿于预防工作的全过程，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明确党组织在预防工作中的领导责任与监督职责。如各级党委（党组）承担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负责部署、推进本地区本单位的预防工作。其二，党政协同机制化，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监委组织协调、政府各部门分工负责、司法机关依法履职的协同机制，形成预防工作合力。如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统筹协调职务违法犯罪案件查办与预防工作。其三，政策与法律衔接，将党的反腐败政策通过立法转化为法律规范，实现政策导向与法律实施的有机统一。如党中央提出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方针，通过《监察法》《刑法》等法律的修订与实施，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与预防措施。

四、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实践价值与重要作用

（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支撑

1.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立法实践，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形成了“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多层次预防法律体系。国家层面的《监察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为预防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联动，构建了“党纪国法双施双守”的预防格局；地方性法规结合地方实际细化预防措施，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这种多层次立法模式，既确保了预防工作的统一性与权威性，又兼顾了地方的差异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促进法律的全面实施

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过程，是将“纸面上的法”转化为“行动中的法”的过程。通过监督检查、建议整改、责任追究等措施，推动《监察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各级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贯彻落实，确保法律规定的预防职责、措施与程序得到严格执行。如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推动相关单位完善制度、整改问题，累计督促整改各类制度漏洞12万余个，有效提升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同时，预防工作中的警示教育、普法宣传等活动，也提升了公职人员与公众的法律意识，促进了法律的自觉遵守。

（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1.优化权力运行机制

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权力治理，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通过规范权力运行流程、强化权力监督、追究权力滥用责任，实现权力治理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如权力清单制度明确了权力的边界与行使程序，防止权力越位、缺位、错位；监督机制的完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责任追究制度强化了权力行使者的责任意识，倒逼其依法用权。这些制度创新优化了权力运行机制，提升了权力治理的效能，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2.降低治理成本与提升治理效能

职务违法犯罪会导致公共资源浪费、行政效率低下、社会信任受损，增加国家治理成本。法制化预防通过源头防控减少职务违法犯罪的发生，从根本上降低了治理成本。如通过预防措施遏制工程领域腐败，可避免“豆腐渣工程”“重复建设”等问题，节约财政资金；通过规范行政审批流程，可减少“寻租空间”，提升行政效率。同时，预防工作与社会治理、经济治理、民生治理等有机融合，推动治理方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提升了国家治理的系统性与协同性。

（三）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制屏障

1.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职务违法犯罪中的权钱交易、滥用职权等行为，会破坏市场公平竞争规则，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法制化预防通过打击经济领域腐败、规范政商交往边界、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如通过规范招投标程序、打击串通投标等行为，让企业凭借实力参与市场竞争；通过保护企业知识产权、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减少“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对企业的侵害。这些措施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

2. 优化营商环境与吸引投资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而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要素。通过预防工作，减少公职人员对企业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建立亲清政商关系，为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高效的政务服务；通过打击侵害企业利益的职务违法犯罪，增强企业的安全感与获得感。如某省通过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预防行动”，查处涉企职务违法犯罪案件230余件，推动整改制度漏洞450余个，该省营商环境排名大幅提升，吸引外资额同比增长15%。

（四）保障民生福祉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职务违法犯罪直接侵害群众的民生权益，如教育领域的“择校费”腐败、医疗领域的“药品回扣”、社保领域的“基金挪用”等，均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法制化预防通过强化民生领域权力监督，打击侵害民生利益的职务违法犯罪，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如通过规范乡村振兴资金使用，防止“截留挪用”，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通过打击医疗领域腐败，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这些措施让群众在法治建设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2.化解社会矛盾与维护社会稳定

职务违法犯罪是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部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与公职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相关。法制化预防通过从源头遏制职务违法犯罪，减少因权力滥用导致的社会矛盾；通过畅通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警示教育与普法宣传，提升公众的法治意识，引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维护权益。如某地区通过建立“民生领域腐败风险预防机制”，相关信访举报量同比下降30%，社会矛盾化解率提升25%，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五、新时代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发展路径与展望

（一）完善立法体系：构建统一协调的法律框架

1.推进国家层面统一立法

当前，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立法呈现“碎片化”特征，国家层面缺乏专门的《预防职务犯罪法》，导致预防工作的法律依据分散、责任划分不明确。应加快推进国家层面统一立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职务犯罪法》，明确预防工作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主体责任、预防措施、程序规范、责任追究等核心内容，实现预防工作的法治化、系统化。立法过程中应注重与《监察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现有法律的衔接，形成“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法律体系。

2.健全地方性法规与行业规范

在国家统一立法的基础上，各省市应结合地方实际，修订完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细化预防措施与责任分工，增强法规的可操作性。同时，针对金融、医疗、教育、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制定行业性预防规范，明确行业特有的腐败风险点与防控措施。如制定《金融领域预防职务犯罪指引》《工程建设项目廉政风险防控规范》等，构建“国家法律+地方性法规+行业规范”的多层次立法体系。

3.强化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

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机制，明确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刑事处罚的适用边界与衔接程序，实现“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如细化党员干部职务违法犯罪的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衔接标准，确保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无死角；建立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二）深化机制创新：提升预防工作的协同效能

1.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

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监委协调、司法机关主导、行政机关配合、社会力量参与的跨部门协同机制。通过建立预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线索移送机制、信息共享平台等，打破部门壁垒，实现监察、检察、审判、公安、审计、行业主管部门等的协同联动。如建立“职务违法犯罪风险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各部门的监管数据，实现风险信息实时共享与联合预警。

2.创新科技赋能机制

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在预防工作中的应用，构建智能化预防平台。其一，完善大数据监督平台，整合政务数据、金融数据、社会数据等，构建腐败风险预警模型，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程监控与智能预警。其二，推广区块链技术在重点领域的应用，如招投标、土地出让、产权交易等，实现交易数据全程可追溯、不可篡改，杜绝暗箱操作。其三，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智能审查、风险评估、警示教育等，提升预防工作的精准性与效率。

3.健全社会参与机制

进一步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完善举报奖励与保护制度，鼓励公众通过电话、网络、信访等方式举报职务违法犯罪线索；建立举报线索快速处理与反馈机制，确保举报线索得到及时核查。同时，发挥社会组织、新闻媒体、专家学者等的作用，开展预防咨询、警示教育、第三方评估等工作，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预防网络。

（三）强化队伍建设：提升预防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1.打造专业化预防队伍

加强监察官、检察官、审计师、法律顾问等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通过专业培训、业务交流、实践锻炼等方式，提升队伍的法律素养、业务能力与科技应用水平。如开展预防职务犯罪专题培训，重点培训大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合规审查等专业技能；建立跨部门人才交流机制，促进不同领域专业人才的优势互补。

2.培育社会化专业力量

鼓励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参与预防工作，提供专业的合规审查、风险评估、警示教育等服务。如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国有企业、重点工程项目开展廉政风险评估；邀请律师为公职人员提供法治讲座、合规咨询等，提升预防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四）强化教育引导：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1.构建精准化警示教育体系

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开展个性化警示教育。对领导干部重点开展权力观教育与案例警示教育；对关键岗位人员重点开展业务合规培训与风险防范教育；对新录用公职人员重点开展入职廉政教育与法治培训。通过组织庭审观摩、参观警示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剖析典型案例等方式，增强教育的针对性与震慑力。

2.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将预防职务违法犯罪教育纳入全民普法规划，通过社区宣传、学校教育、媒体传播等多种渠道，普及职务违法犯罪预防知识，提升公众的法治意识与监督能力。同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弘扬廉洁自律的价值理念，营造“崇廉尚洁”的社会氛围，从思想根源上遏制职务违法犯罪的发生。

（五）未来展望：迈向更高水平的法治预防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将迎来更高质量的发展。在立法层面，国家统一的《预防职务犯罪法》出台，形成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在实践层面，科技赋能与社会参与将更加深入，预防工作的精准性与协同性将显著提升；在理论层面，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理论体系将逐步完善，为实践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展望未来，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度融合，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通过持续深化立法、机制、技术与教育创新，将逐步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目标，为建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中国提供坚实保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法制化预防职务违法犯罪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只有持续深化法制化预防工作，完善法律体系、创新工作机制、强化科技支撑、提升队伍素质、扩大社会参与，才能有效应对新型腐败与隐性腐败带来的挑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福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相信随着法制化预防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将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法制中国的宏伟目标必将实现。

（孙祥  任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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